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的事实，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那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全球气候变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人类生活

在2014年，俄罗斯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索契冬奥会举办之前，当地的萨满教巫师接到组织者的一项委托——请老天爷赐雪吧。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尽管巫师非常卖命的施法，然而“法术”似乎并未灵验！在这场冬季盛会期间，只有一两个夜晚漫天飞雪，其他日子里最低温度没有低过4℃，最后几日居然最高气温飙至16℃，雪山上甚至出现了工作人员赤膊工作的奇观。最郁闷的还是前来参赛的运动员们，在索契冬奥会期间，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抱怨比赛条件过于“恶劣”，“雪质条件越来越难以把握，气候也变幻莫测”。

与此同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联合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管理中心的一项新研究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到本世纪末，曾举办过冬奥会的19个城市中将只有6个符合再举办一次的天气条件。即便是保守估计，在未来数十年里，也只有11个城市符合条件。

全球气候变暖，不仅让冬奥会的选址陷入困境，更给人类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最新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气候评估报告，而其发布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的威胁已经成为全球社会越来越重要的环境课题。

从1880到2012年，近130多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约0.85℃。而1983到2012年近30年可能是北半球过去1400年中最暖的30年。

抽象的数字背后其实隐藏着，由气候引起的人们生活的实际变化。美国媒体近日报道，2015年是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严重干旱的第4个年头，气候变化加重了干旱对社会系统的影响，大风干旱天气导致山火迅速蔓延，人们不得不砍掉树木来防止火灾隐患，无数千年巨杉也面临着威胁。

气候变暖让人类面临了水资源减少、粮食减产、物种灭绝、自然灾害频发、疾病增加、海岸淹没等多种威胁。越来越多的权威证据显示，人类活动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如果各国不采取有力度的管控措施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地球环境和人类生活将受到更为严重威胁。

多年来气候谈判吵而不崩斗而不破

1997年12月限制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通过。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应对气候变化，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并要求发达国家第一承诺期内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从2013年起陆续提供长期资金，到2020年长期资金应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迄今为止一些发达国家在出资问题上仍态度暧昧。

1997年第三届缔约方会议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它的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贡献，气候变化对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影响，而不同国家又处于各不相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国家任务，因此世界各国基于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各自的国际地位，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响应并不一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曾多次作为中国专家组成员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他看来，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核心是各国减排责任的分配，这其中有分歧、有争论，但多年来一直是“吵而不崩，斗而不破”。

“气候谈判经过这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确定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就是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要首先承担责任，要承担绝对减排的责任。共同而有区别的‘区别’就在这儿，发展中国家要尽自己的可能，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尽量的主动承担一些义务，这叫共同。所以这个原则明确下来，这个吵架尽管吵，但是大家都有这个原则，应该从去年以来，各国开始陆续出台一些自己准备减排多少，今年都提交了自主贡献的单子。那么发达国家都要提交一个绝对量减排的单子，而发展中国家是一相对减排的单子，这就是体现的一个区别。但是呢，有些发达国家，政治责任感不够强，所以大家对他们不满意，这个国际谈判吵架，难免。但是我经常讲的一点，就是吵而不崩，斗而不破，为什么，你看谈了20年了，尽管吵架，谁也没敢退出这个谈判，谁都不敢去承担谈判破裂的风险，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大事，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事情本身不敢分不敢破，就说明大家有潜在的共同利益，我觉得是有这一点，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不是个闹剧，他是一个严肃而且责任重大的全球性的努力。190多个国家，每年谈，谈了20多年，它的最后出路是什么呢？最后出路就是四个字，合作共赢。”

中国积极承担减排责任

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具有强制性量化效应的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它的第二承诺期即将于2020年到期。按照期望，一项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应于2015年的巴黎大会达成，成为2020年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也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新的核心。对于即将到来的巴黎大会，杜祥琬院士表示中国的态度是积极而务实的。

我们中国是积极的，而且是务实的，咱们从去年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来说，中美两国首脑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第一，明确气候变化是科学的，第二，明确原则，就是‘共区’原则。然后美国讲了他们的绝对减多少，中国自己讲我要相对减多少，然后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各自都把这个表明了，最后列出了为此合作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运用。这在全球发生了很正面的影响。”

在此之后，中国也同巴西，印度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发表了共同的声明，表明要促进气候谈判，希望在巴黎达成一个建设性的协议。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会议）期间，中美双方在北京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美国首次提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而中方首次承诺到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承诺了排放峰值点，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增长“天花板”？？？被量化确定。在杜祥琬看来，这个峰值的确定平衡了中国发展所需的空间及减排的内在需求。

“这个峰值，我们定在了2030年左右，不是别人压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定的，是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为什么不定马上就到峰值？我们还有一个发展空间，这个发展空间是预留了，并不是要拿这个来影响我们发展，是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空间，但是又要倒逼我们转型。”

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不仅是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更为中国的节能减排国家战略引入约束力，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带来了转型的压力和动力。

中国步入能源多元阶段

按照2014－2020年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未来中国的碳减排之路将主要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节约、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控制工业、交通和城乡建设等多个重点领域入手。近年来，这些领域已成为推进节能减排国家战略的主要阵地，并已取得了许多确实的成绩。其中，用科学技术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中国要应对气候变化，不纯粹是为了国际谈判。首先，我们强调首先，还是为了国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国家是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大家都认识到，我们资源的有限性和自己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式，转向可持续发展，这个本身我们国家需要绿色低碳发展，这个十八大也好，一直到后来的文件，一再明确了发展路径是绿色的，低碳的，循环的。这个路径要求我们要走低碳的道路，所以这个转型本身是中国内在的需求。”

“2000年我们发一度电要用370克煤，后来到330克，现在全国煤电厂平均发一度电只要318克煤，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做的好的煤电厂只要276克煤。大家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就不仅节能，还能减少二氧化碳，还减少了空气污染。我们是在扎扎实实做这样的努力。"

在杜祥琬看来，中国能源结构的变革必然会有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我们长期处于以化石能源、特别是以煤炭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能源多元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前几十年，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仍将占较大比重，但年消耗总量占比会逐步下降。第三阶段，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如果说非化石能源占到90%，大概还要有百年的光景，但是如果非化石能源占到50%以上，可能需要50年左右。

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已经达到了11.4%，以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10%作为标志，那么今年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能源多元化阶段。

“我们现在进入了多元结构，多元是什么意思呢？煤、油、气、可再生能源、核能，五位一体。但是现在，大头还是煤、石油。但进入多元结构以后，他们各自的‘消’和‘涨’是不一样的。比如煤和石油经过一段时间增长，要到峰值，要开始减少了，减少它们的绝对量，减少他们的比例，增加什么呢？增加低碳能源。低碳能源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天然气，一个可再生能源，一个核能，我们叫做三匹马。”

根据杜祥琬的研究，在我国可再生能源当中，目前比较成熟的是水电，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已经占到7%—8%，未来大概能占到10%左右。将来，非水的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会超过水电。非水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大家熟悉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等。

首先，从资源来说，我国的非水可再生资源比较丰富；其次，从目前的技术发展上看，应该说没有原理性障碍。近年来，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发展很快，成本也有所降低，但是还有一些工程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要提高太阳能、风能等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被电网消纳的能力，以及发展储能技术，包括物理储能、化学储能等各种手段。此外，在非化石能源中，核能是能量密度最高的能源，且对环境更为友好，无论是温室气体排放还是污染气体排放都比化石能源低几个数量级。但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公众对核电能源的安全担忧也更为明显的体现出来。

要发展核电，但必须把核电的安全放在首位，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目前，中国对于核电的建设也更加谨慎，出台了新的安全标准、法规，稳中求进地制定发展战略和相应规划，并推进核电体制的改革。

目前，我国核电在电力系统占比仅约2%，全球核电占比为13%，而在法国，核电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70%。对此，杜祥琬认为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的核能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需要借鉴核能发展的国际经验。

他表示，有专家研究过法国人为何欢迎核电。得出的结论是，一是独立于政府的核能信息传播机构，确保为公众提供真实透明的信息。二是法国有工程师文化，公众愿意相信科学家的话，也相信工程师能够保证核电安全。三是政府成立了地区信息委员会，负责核安全信息源的跟踪和咨询。四是国家工作辩论委员会组织公开辩论，凝聚理性共识。

“而在我国，同样有很好的经验。比如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香港有人提出反对，我们就建立了大亚湾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让政府、企业、专家、公众共同参与进来，打消了公众的疑虑。应该说，我们搞核电还是为了人民、为了公众，要让公众感觉到发展核电，大家是利益的获得者，而不是风险的承受者，把工作做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核电就会健康发展。”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在行动

为了更积极的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给各区域、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挑战，2014年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署等组织共同牵头组建了“未来地球计划”。

这是一个为期十年的大型科学计划，目的是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与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研究手段和方法。

同年6月，“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参与这项国际计划。作为“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副主席的杜祥琬是有一番特浪漫的想法。

“我第一次开会我还发了个言。我说Future Earth这个名词，听起来有点挺浪漫的。不过我觉得浪漫挺好。因为需要关心一下未来地球。后来我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就搞了个中国未来地球的计划、就是以中国科学家为牵头。研究中国可持续。如何对于人类、对地球、对地球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毋庸置疑，气候变化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全球各个国家都在通过降低碳排放，来拯救自己的生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大国，正积极全面地应对，就像我们的核能源大咖——杜祥琬院士说的那样，一个天然气，一个可再生能源，一个核能，三匹骏马正朝着低碳能源发展方向并驾齐驱！（文/潘煜 万静霞）